毛主席提议他任副主席遭反对，周总理以长征事强力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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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局势越来越明朗。4月30日，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人士发出号召，呼吁“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同探讨“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毛主席很快列出了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这个人早年曾经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担任北伐“铁军”的军长。但是，20年代中后期他变得很厉害，成为了军阀，与中国共产党敌对。1927年，他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追随蒋介石。1933年，他又发起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公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后来，毛主席亲自提名为副主席。

面对对他的副主席提名的争议和反对声音，周恩来总理站出来，坚定地说：“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建议，红军可能就不必经历那场艰苦的万里长征了……”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的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又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有什么样的交往呢？

这位就是李济深。

他出生于1885年，那正是中法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腐败不堪，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这是一份非常耻辱的条约。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接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次选择妥协，最终签订了《辛丑条约》。即便是李济深的家乡广西梧州，也无法避免英国势力的渗透。

1897年，根据《中英续议缅甸条约》的补充条款，英国把梧州定为了通商的地方。随后，清政府在梧州设立了海关，并且请了一位英国人来管理海关的税务工作。

在1901年，李济深开始了他在梧州中西学堂的学习生涯。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外国势力在梧州横行霸道，心中感到非常愤怒。年轻时的他热血沸腾，逐渐明白国家之所以危难，是因为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因此，他产生了“要想拯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朝；而要推翻清朝，必须依靠革命力量”的想法。

1903年，18岁的李济深不顾家人的反对，勇敢地踏上了前往广州的路，进了黄埔陆军学校，开始学习武艺。第二年，他转学到两广陆军速成学堂的步兵科，继续深造。然后，他辗转到了北京陆军大学，继续学习高级课程。

辛亥革命一爆发，李济深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广东军到了上海，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赶紧赶到上海，加入了广东北伐军的参谋行列。没多久，他主动请缨，上了前线，在固镇、宿州、徐州三地，与清军激战，屡建奇功，名声大噪。

不久之后，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李济深随即返回陆军大学，于1914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倾注全部精力于军事教育，培养出许多高级军事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在民国时期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高级军官。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全国陆军多为我的学生，两粤名将皆出自我的门下”。

没过多久，李济深就决定南下广州，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22年，李济深接任粤军第一师的师长职务，第二年又晋升为师长兼参谋长。在任期内，他全力整顿军队，提升战斗力，还大力提拔了邓演达、叶挺等年轻军官。在他的带领下，第一师很快成为粤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李济深是孙中山手下的一位优秀将领，孙中山曾称赞他为“罕见的将才”。他积极投身于两广地区的革命基地建设，并为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国家立下了显著的功劳。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早年间有几支很有革命精神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是李济深指挥的第一师。当时，像张发奎、叶挺、邓演达等优秀将领，以及后来的陈诚，都曾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委任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毫不犹豫地从粤军第一师调拨了3万元现金和数百支枪械，全部交给军校使用。为了不影响西江练兵，他还从西江陆军讲武堂抽调了邓演达，让他接替自己，负责黄埔军校的日常管理事务。

同年的五月，孙中山先生指派李济深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的少将主任一职。

自此，“黄埔三杰”名声大噪，包括校长蒋介石、教育长李济深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三位杰出人物各自代表了中国政坛上的三大势力。

三位领导人指挥着北伐的军队。

在这个时期，粤军第一师成功转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成为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第四军还被称为北伐的“铁军”，而叶挺独立团也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四军和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的辉煌战绩，以及李济深长期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和训练，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曾这样评价：

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中，第四军的战斗力堪称一流。这支军队的基础是粤军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第一师。所辖将领都是当时的精英，军长李济深更是杰出人物。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以及团长叶挺、蔡廷锴等，都以勇猛善战著称。

这支曾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在北伐战争后期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而分裂，最终被蒋介石解散。

1927年春天，随着北伐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感到害怕和不满。

1927年初，蒋介石和邓演达、宋庆龄等武汉政府的领导人，因为迁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现在，负责广州后方事务的李济深还没有介入这件事。

随着形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内许多右派人物的影响，李济深的想法越来越接近蒋介石。同时，因为当时广东的工会在领导能力、组织结构和斗争经验上都有欠缺，内部派系斗争和旧习气很严重，李济深对蒋介石反对工人和农民运动的观点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果断地揭下了伪装，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也坚定地支持了他。

李济深回到广州后，跟着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他在广州进行了大规模搜捕，逮捕了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有100多人被秘密杀害。

4月18日，蒋介石宣布把南京定为首都，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李济深立刻发去电报，表达了热烈的祝贺之意。

六月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广东省政府进行了重组，并任命李济深担任省政府主席一职。

在同一时间，叶挺，这位来自北伐“铁军”的将领，一直保持自己的操守，没有与反对派一起做坏事。他曾参与并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在这段时间里，李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广东地区对起义的部队进行了围捕和封锁。

这段时间，李济深自己觉得，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比较难堪的一段经历。

李济深对此感到非常内疚，回想过去，他曾这样说过：

那会儿国共两党闹分裂，我在广东。北伐军打下上海后，蒋介石到了那边，还专门发来电报，请我去上海商量事情。那时候我还年轻，认识不够深刻，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这些人一鼓动，我就同意了所谓的“清党”主张，还支持在南京另立个政府。结果，两广这边也跟着开始了“清党运动”。这一下，我就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再加上我跟很多人都有交情，除了蒋介石身边那几个心腹，大多数人都跟我关系密切，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在局势里起着很大作用，这一闹腾，造成的损失简直没法估量。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特别愧疚，心里对人民充满了歉意。

即使在那段让人民失望、自己也备受指责的时期迷失了方向，李济深还是开始了他自我改正的道路。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不幸落入蒋介石的手中，遭受软禁，还被开除了党籍，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耻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李济深。当时，李济深看到祖国东北广袤的土地和人民受到日军的欺压和侮辱，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让日军在东北肆无忌惮地横行，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

1931年11月29日，民族英雄邓演达在南京被蒋介石暗杀，这让李济深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于是他毅然决然地与蒋介石决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32年年初，李济深重获自由后，不仅重新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常委的职位，还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的总监。他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治理不当，并呼吁蒋介石发布悔过书，同时倡导召集全国各领域的政治人物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声称只需12小时就能拿下这座城市。然而，李济深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的指挥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抵抗。他们坚信“不抵抗就无颜做人，不抵抗就无法救国”，在上海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重创了日军，造成数千人伤亡，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由于蒋介石坚持与日本妥协，他指挥的部队没有采取行动，这导致第十九路军陷入前后受敌的困境，损失惨重，最后只好撤出上海。

1933年夏天，蒋介石调遣怀抱抗日志向的19路军到福建驻扎，并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蔡廷锴则被任命为19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令是让他们进攻工农红军。他的意图很明显，一方面想削弱红军的力量，另一方面还想稳固自己的统治。

在“淞沪抗战”中觉醒的19路军将士，已经不再愿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牺牲品。

李济深对蒋介石在外事上妥协的做法和在国内实行独裁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因此，在11月18日，他应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邀请，前往了福州。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联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们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决定“反蒋抗日”，将矛头转向蒋介石的势力。

就在这个时候，李济深开始尝试再次与共产党合作。

“福建事变”后，李济深找到了曾经的老部下陈公培，陈公培是共产党员。经过一番周折，陈公培最终引荐李济深见到了苏区东线的彭德怀，李济深向彭德怀表达了“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想法。

彭德怀迅速发了一封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军苏维埃中央政府。当时，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收到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后，他特别兴奋。那时，红军正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围攻，正经历第五次“围剿”。然而，19路军宣布脱离国民党，反蒋抗日，并主动联系红军。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对红军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毛主席决定让张云逸去参加会谈，同时，李济深也请张云逸帮忙把茶叶转交给毛主席。之后，毛主席又派了一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潘汉年长期待在福州，这是为了表明和李济深合作的真心。

令人惋惜的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没过多久，毛主席就不再掌握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了。这样一来，在红军与李济深合作的事情上，他也无法再发表意见了。

现在，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逐步包围福建地区，企图先平息“福建事变”，然后再全面剿灭红军。

李济深非常希望红军能伸出援手，于是向苏区的红军发出了紧急电报，请求他们向东进攻，支援红军。双方可以协同作战，共同抵御蒋介石军队的进攻。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在仔细考虑之后，一致认为应该向由李济深领导的福建省人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对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立场有所不同。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坚持“革命力量必须纯净无染”的看法。他们觉得“猫本性就是捕食，军阀又怎能不反对革命？”更有人把福建人民政府（主张抗日反蒋）和蒋介石的反动政府看作是一样的，主张对前者进行全面打压，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他们最终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没有帮助福建的地方政府，反而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他们还将原本在东线支援第十九路军的红军调到了西边，这让蒋介石能够在东线集中兵力，对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

毛主席听到消息后，心里焦急万分，据理力争，但最终未能改变结局，只能仰头长叹，感到极为无奈。

最后，单独作战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大军的重重包围下，不到三个月就彻底崩溃了，“福建事变”也因此结束。

红色根据地失去了与李济深等人联手反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宝贵机会，也让很多原本可以争取的爱国人士受到了蒋介石的打压。

1934年十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挫折，陷入绝境。他们踏上了充满生死考验的征程。在这场考验中，一旦我党我军的力量受到重创，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新中国也难以诞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因此，周恩来后来曾说，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李济深的建议，和十九路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蒋介石的军队，红军可能就不需要走那么长的长征路了。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名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都离开了福建，前往香港。

李济深的人生从此有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福建事变”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李济深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在香港，李济深继续领导“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致力于完成“福建事变”未完成的任务，积极展开反蒋抗日的宣传活动。随后，他也加入了两广事变的斗争中。

李济深收到信后，非常赞同毛主席的看法，于是立即调整了战略，全力以赴地推动国民党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李济深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四处奔走。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主动前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极力劝说蒋介石抗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动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坚持不懈，竭尽全力保护了包括廖承志、陶行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干部和爱国人士。对此，周恩来多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1944年，桂林不幸被占领，这对李济深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生转折点。

现在的李济深处境艰难，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蒋介石的严厉压制和迫害，生活也很困苦。

他不听蒋介石的话去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院长，而是回到了家乡广西，开始组建抗日队伍，并在敌后地区大力开展游击战。

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对他在这三个领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

1944年9月，周恩来给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发去指示，说如果能顺利打通粤汉铁路，就要保持广东的半独立状态，以此来影响李济深推动的民主运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全力支持并确保合作顺利进行。

毛主席发来电报说，"华南民主联军"的司令这个位置，只有你最适合。另外，他还决定让李济深统一指挥广东的抗日游击队。在经济上，也尽可能地给予了支持。

李济深感到非常感动。

1945年4月，李济深到三罗地区考察时提到，不要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同时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称他们是“真正抗日的”。

由此可见，李济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6年的夏天，全国上下都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下。李济深带着最后一点劝说的念头，前往庐山。然而，蒋介石对他的劝说充耳不闻。气愤之下，李济深提笔写了一封长达十九页的信，严厉批评了蒋介石。最后，他愤然离去，与蒋介石彻底断绝了关系。

不久后，李济深到了香港，坚决反对蒋介石，并成立了“民革”组织，周恩来同志给予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投身到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中。

1949年1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李济深勇敢地北上，冒着风险，乘苏联的客轮来到旅顺的军港，然后上了岸，到达了东北的解放区，并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写信给李济深，高兴地说：“听说您到了沈阳，我们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李济深到北平时，毛主席从西柏坡出发，亲自前往北平西苑机场迎接。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和朱德、宋庆龄等人一同当选为副主席，成为了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0月1日，李济深再次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大庆典。

因此，李济深紧跟时代潮流，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又为近代中华民族的重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95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际，李济深先生挥笔写下“我与人民共怀宏愿，生前愿见九州同”的豪迈诗句，表达了他希望能亲眼见证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

很可惜，在1959年10月9日，四天后，李济深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享年74岁。从此，他那充满波折但又圆满的革命生涯就告一段落了。

他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最终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一名爱国的民主革命者，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